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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程美宝:从博物馆藏品看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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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宝:从博物馆藏品看中国“近代史”

由于各种原因和需要,古今中外史学家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这些阶段有时起到促进具体问题分析的作用,有时起到建立宏观通史叙事范式的作用。但是,特定的历史时空就像一个人的家。即使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搬过很多“新家”,也会扔掉一些不合适的东西,买一些新东西,但总会有很多旧东西会被用到,更辩证地说,这些“旧东西”曾经有过“新鲜”的时刻。历史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学科分工过分容易让人有被套牢的感觉广州博物馆藏品及介绍,而“向前看,向后看”也不容易。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某个历史时期同时存在的各种“物”,不妨先对它们进行微观分析,然后再回顾这个时期。

笔者于2008年春前往国家海事博物馆(英国格林威治)对其中国藏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调研。、档案和书籍、绘画和版画),并写出总体报告,为博物馆今后筹建“亚洲画廊”做准备。藏品包括中国船模、罗盘、日晷、旗帜、勋章,以及少量陶瓷器和兵器;涵盖的时期主要是从两次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上半叶,可以说是我们所说的“近代”时期;涉及的地域范围从南到北涵盖广州、香港、上海、长江中下游城市、北京、威海卫等。这个时间段和空间与英国在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扩张是一致的。由于其“海事”性质,该馆的很多藏品都是英国海军或其后人捐赠的,其中很多藏品是直接继承自19世纪中后期就存在的皇家海军博物馆。因此,我们对这些对象的收集历史是比较清楚的。

在工作过程中,除了尽力挖掘与每件藏品相关的中外信息外,由于这批藏品在时间上的独特性,间接给了自己一个反思“什么是藏品”的机会。现代”。近代史中的一个问题,或者说“现代”之所以是“现代”,不仅是时间的标志,也是后世学者给这一时期的人或事贴上了“现代性”的标签。“现代性”问题往往与另一个俗称“西学东渐”的问题密切相关。这种讨论往往集中在个人人物的思想和著作上,或者清廷自上而下的政策上,从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民间生活用品或偶发发明的细微变化。下面想挑选几件(件)藏品,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感悟。

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中的一组中国木制帆船模型、航海罗盘、袖珍日晷以及对这些物品的相关研究,或许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海洋世界 详细和详细的了解。首先,长期在南海游弋,主导中日、东南亚和印度洋贸易的中国帆船,据英国船舶研究专家介绍,一些其中一些在设计上进行了改进,并有选择地采用了欧洲船舶的部件。的。以其中一艘被称为“花托”的中国帆船为例,这些帆船将木材从福州运往上海和其他地方,船尾画着色彩缤纷的船尾画。有些配备了欧洲固定装置,而另一些则没有。然而,无论是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还是在后人的心目中,中国木帆船始终是“传统”的象征。

另一类能表现这种早期“西学东进”但关注度较低的物件是博物馆藏品中的航海罗盘和日晷。如果说干罗盘被中国航海家广泛使用的话,是由欧洲船只传到日本,然后在16世纪后期由日本船只传入中国。汉语的“西方”成分似乎比较明确。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藏有一批折叠式日月圆盘,多产于安徽休宁,自17世纪后期开始精通制作罗盘和日晷,部分标有“洋式”字样. ③ 这个“洋气”是什么意思?日本学者高田清史,专门研究这些日晷的人,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不过,他指出,清代所制的日晷,都是在清朝建国之初就已经采用的西历,是把原来把一天分为100刻度的方法改成96刻度(每小时分为上下两节,同时分为8节,一天共96节)。④ 这种做法体现在该系列的几款袖珍日晷中,尽管制作者声称他们“按古法监制”。⑤ 他指出,清朝制造的所有日晷都是在清朝建国之初就已经采用的西历,就是把原来把一天分为100刻度的方法改为96刻度(每小时分为上下两节,同时分为8节,一天共96节)。④ 这种做法体现在该系列的几款袖珍日晷中,尽管制作者声称他们“按古法监制”。⑤ 他指出,清朝制造的所有日晷都是在清朝建国之初就已经采用的西历,就是把原来把一天分为100刻度的方法改为96刻度(每小时分为上下两节,同时分为8节,一天共96节)。④ 这种做法体现在该系列的几款袖珍日晷中,尽管制作者声称他们“按古法监制”。⑤ ④ 这种做法体现在该系列的几款袖珍日晷中,尽管制作者声称他们“按古法监制”。⑤ ④ 这种做法体现在该系列的几款袖珍日晷中,尽管制作者声称他们“按古法监制”。⑤

在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收藏的与天文、地理相关的中国藏品中,就有两件铜质日晷。如果不是上面刻有中国时间,很难相信它们是中国人制造的。一种是黄铜和珐琅日晷(string-gnomon dial),它也使用新的日历。高田清指出,这个日晷清楚地显示出耶稣会士的影响。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罗盘所用的罗盘花(compass rose,方位圈)分为16个部分,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通常的做法。据藏品记载,这件日晷很可能是19世纪中国工匠在广州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按照西方设计制作的。另一个春分表盘,据收藏记载,也是19世纪中国人所造。西方的影响非常明显,但缺乏更多的信息。⑥

说这两个日晷是中国人做的也不是全无根据,尤其是第一个很可能是广州工匠做的。除了日晷上刻的是汉字外,根本没有别的根据。这里涉及的是广州是否具备制造铜乐器的必要技术和物质条件。我们都知道,18世纪进贡清朝的自鸣钟,绝大部分是在广州制造的,⑦但不知道的是,这种自鸣钟的哪些部件是广州本地制造的以及哪些零件是进口的(例如齿轮)。). 据有关考证,早在1781年,一位英国钟表匠就在广州开了一家“自动机”(automaton,专指钟表店)。他的父亲詹姆斯考克斯在伦敦以制造手表而闻名。但他因过度炫耀自己的技能而名声不好。当陪同马戛尔尼访华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来到广州时,发现“这些曾经从考克斯仓库大量运往中国的钟表,如今在广州和伦敦以价格的三分之一。组装生产的成本”。随行的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也注意到,在广州,工匠们已经可以在机械方面进行模仿。⑧ 据相关考证,马戛尔尼带到中国的许多西方科学仪器,要么归还东印度公司广州办事处,要么转交给詹姆斯·丁威迪博士,随同团的机械技术员 地方。据说丁威迪博士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讲过一些课,演示过一些实验,参与的常客包括一些重要的中国商人(想必是外商)。他们似乎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希望对方能做进一步的介绍。⑨

西式天文仪器或黄铜部件在广州流通的另一种可能是从国外引进。学海堂馆长邹伯奇(1819~1869),以丰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着称,曾制作过针孔相机自拍,也制作过一些简单的天体运动模型。广州博物馆藏有邹伯奇曾孙捐赠的八分仪,刻有“Spencer, Browning & Rust, London”字样。Spencer, Browning & Rust(斯宾塞,勃朗宁,鲁斯特)是1787年至1840年间一家专门生产科学仪器的英国公司(1840年后更名为Spencer, Browning & Co.),而邹伯奇拥有的这款计时码表,可能是通过广州的外商从外商或传教士那里得到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邹伯奇之所以能在道县同年生产出一些西式天文仪器,与其居住地广州的物资和技术流通有很大关系。

广州博物馆收藏的一对相传为晚清制作的混球器,也可见民间工匠仿制西式铜器的例子。此藏品上刻有“顺德蔡珍补堂,最白氏造”字样。这家商店为什么、为谁制造这样的仪器广州博物馆藏品及介绍,它的准确性如何,一时难以研究。我们可以猜测,这个名字的商店可能主要生产风水指南针和其他与天文地理有关的器物。⑩

一般而言,“近代史”是从海上鸦片战争开始的,而鸦片战争是从广州开始的,但有趣的是,近代史的研究似乎很少关注海上世界,关注较少关注鸦片战争前的广州。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地方社会发生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变化。于是,关于“西学东渐”的讨论就从明末清初在朝堂上有影响的耶稣会神父开始了(这在近代史的不同时期甚至不被一些学者所关注) “期间”)。清代洋务运动、幼童留学、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与晚清新政;甚至有评论家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落后封闭的,是西方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进入“现代”的可能性。这种思维忽视了民间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延续和创新,忽视了很多无意的技术模仿为后来刻意追求西学或新学而打下的基础。因此,研究者忽略了许多存在于历史学家指定为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前现代”事物——例如上述的帆船和日晷——因此他们缺乏关于这段较少的“近代”历史的信息。一百岁以上。理解水平。我愚昧地认为,我们在研究近代史的时候,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研究的场景中可能出现的“东西”。那么,作为“时间”的“现代”就像“空间”一样,无非就是曾经存在过的许多人和事。渡过的河流,不是斩断前后关系的闸门。

笔记:

① 举例见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的中国帆船模型,编号:AAE0054。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与文明》,第l4卷(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290页。

③ 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藏品,编号:AST0379。

④ Kiyoshi Takada,“远东的日晷”,海丝特·海顿(编辑),格林威治的日晷: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的日晷、夜行仪和卜卦象限仪目录(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国家海事博物馆) , 2002), 第 9 页。

⑤ 例见国家海事博物馆藏品,编号:AST0424。

⑥ Kiyoshi Takada,“远东的日晷”,载于 Hester Higton(编辑),格林威治的日晷:国家海事博物馆的日晷、夜行仪和卜卦象限仪目录,格林威治,第 375-376 页。两者都是为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收藏的,分别编号为AST0526和AST0334。

⑦ 例见广州市文化局1996年编《羊城文物选集》,图212。

⑧ Simon Schaffer,“Instruments as Cargo in the China Trade”,科学史,xliv (2006),pp.13-14。

⑨ JLCranmer-Byng, Trevor H.Levere,“文化碰撞案例研究:马戛尔尼驻华大使馆的科学仪器,1793 年”,《科学年鉴》,第 38 期,1981 年,第 516 页。

⑩ 本文所论及的广州博物馆藏品,见广州博物馆:《海上贸易珍品:18世纪至20世纪初广州外销艺术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21页, 27, 29.

排版 | 刘彩云

编辑 |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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